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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是按照历史的规律和法则前进的,历史总是在偶然与必然的轮回中选择前进的方向。红十字运动也不例外,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场救护,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红十字运动的诞生

  红十字运动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瑞士人亨利·杜南(1828—1910)是红十字运动的创始人。

  亨利·杜南于1828年5月8日诞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商人,在日内瓦很有声望;母亲温柔虔诚,乐善好施,十分注重对他的早期教育。亨利·杜南在年轻的时候就具备了善良慈悲的品格,他经常给穷人、病人及遭受其他痛苦的人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质上的帮助,他甚至到监狱里探视那些失去自由的人,给他们朗读圣经故事。从18岁起,亨利·杜南开始学习银行业务

  正当亨利·杜南在商业生涯上走向成功的时候,一场战争——索尔弗利诺战役改变了他的一生。,几年后他就被外派到阿尔及利亚的一家银行任总经理。


  1859年6月24日,奥地利陆军与法国——撒丁(意大利邦国之一)联军30多万人激战于意大利北部一个叫索尔弗利诺的地方,双方伤亡惨重。因缺乏医疗救护,4万多死伤士兵被遗弃在战场上,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6月25日,正在欧洲各地从事私人商务活动的亨利·杜南途经此地,为惨象所震惊,当即决定将个人的事业放置一边,投入战场救护。他联系当地一所教堂作为临时救护所,并与法军军医总监取得联系,释放数名奥军军医俘虏,负责治疗工作;他发动当地的村民参加救护,并劝导参与救护的人不加歧视地医治所有的伤病员;他还为濒死的伤兵笔录下临终遗言,并帮助与他们的亲人联系。

  这次经历深深触动了亨利·杜南的良知和思维。回到日内瓦以后,他立即撰写了《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以直观感人的方式叙述了在索尔弗利诺见到的情景,并于1862年11月自费出版。书中字里行间,浸透和体现着他对残酷战争的无比憎恶,对死伤士兵和平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努力减轻战争给人类带来痛苦的崇高理想。《索尔弗利诺回忆录》问世后,在欧洲各国引起强烈反响。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看到此书后,致函作者:“你武装了人道主义,满足了人类自由。”


  亨利·杜南在《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中提出两项重要建议:

  ——在各国设立全国性的志愿伤兵救护组织,平时开展救护技能训练,战时支援军队医疗工作;

  ——签订一份国际公约给予军事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及各国志愿的伤兵救护组织以中立的地位。

  他的建议,得到日内瓦的4位知名的公民——日内瓦公共福利会会长莫瓦尼埃(Moynier)、杜福尔将军(Dufour)、阿皮亚(Appia)医生和莫诺瓦(Maunoir)医生的赞赏和支持。1863年2月9日,他们5人在瑞士日内瓦宣告成立“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又称“日内瓦5人委员会”),1875年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亨利·杜南为实现其理想,在“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后,继续努力向欧洲一些国家的君主和政府呼吁,并得到了支持。


  1863年10月26日,日内瓦国际会议召开。16个国家和4个私人组织的36名代表(均来自欧洲国家)参

  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召集和主持。10月29日,会议通过了10项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除包括亨利·杜南在《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中提出的两项重要建议外,还有采用白底红十字臂章作为救护人员的保护性标志。1864年3月8日,在普鲁士与丹麦之间爆发的日勒苏益格战役[2]中,佩戴红十字臂章的救护人员第一次在战场上出现,并提供人道服务。

  1864年8月8日至22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外交会议(正式名称为“关于中立化在战地服务的军队医务部门的国际会议”)。8月22日,参加会议的12个国家的正式代表签署了第一个日内瓦公约——《关于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公约共有10项条款,包括1863年日内瓦国际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公约规定了救护车、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包括志愿人员和随军牧师应被视为中立而受到保护和尊重;提出“任何士兵因伤病而不能继续战斗,不论他属于哪个国家,都应给予收容和治疗”的重要原则;宣布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使用白底红十字标志的旗帜和臂章。公约最后呼吁各国政府批准加入这一公约。

  从此,红十字运动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在国际法的保障下开始发展起来。

  红十字运动始终围绕着亨利·杜南在《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中提出的两项重要建议的轨迹向前发展:

  ——在各国设立全国性的志愿的伤兵救护组织(演化为当今的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

  ——签订一份国际公约给予伤兵救护组织以中立的地位(演化为当今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为核心内容的国际人道法文书)。

  被人们尊为红十字运动之父的亨利·杜南,因为他的远见卓识,成就了一项“圣洁的有助于人类发展的事业”,他对人类和世界的贡献厥功甚伟。由于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红十字运动上而荒疏了个人的事业,以致在1867年破产;1892年后长期住院,度过了最后的18年;1895年,一名年轻的记者远途旅行,在海顿发现并采访了他。消息传开,已被人们遗忘了的亨利·杜南再次闻名于世,他重新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同情和尊重。

  1901年,亨利·杜南和法国人弗雷德里克·帕西同时获得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但由于他的健康和经济的原因,已不能长途旅行去受奖,但他仍表示把奖金捐给家乡的慈善事业。

  1910年10月30日,亨利·杜南在海顿与世长辞。在那里的群山与人民之中,他找到了心境的安宁,找到了友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1948年,红十字会协会(即现在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理事会决定把每年的5月8日(亨利·杜南生日)定为世界红十字日,并要求各国红十字会在这一天举行庆祝纪念活动。

  二、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背景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有其历史必然性。

  从14世纪到16世纪,绵延欧洲社会几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萌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最初开始于意大利,后来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遍及西欧各国。

  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又称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者主张以人为中心,赞扬人的价值和尊严。文艺复兴以科学反对蒙昧,以人权抗衡神权,启迪民众智慧,倡导对人的深切关注与同情,将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提到了首要地位。这对于以“人道”为宗旨的红十字运动来说,应该具有重要的前提作用。

  经过三个多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人”为本的人道思想广为传播。而发生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禁欲、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它启发人们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自由、个性发展;赞美文化科学,主张人应当掌握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反对蒙昧主义,等等。

  到19世纪初叶,“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人道思潮已主导了欧洲社会。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可以认为它为红十字运动的诞生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者的代表是一批政治文化巨人,他们用划时代的作品诠释了人道主义的真谛。比如,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其名著《哈姆雷特》中,借哈姆雷特之口说:“人具有高贵的理性,人具有伟大的力量,人的行为像天使,人的智慧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战斗口号。德国哲学家尼采更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上帝死了!”

  并非红十字运动产生后人世间才有“人道”、“博爱”思想,恰恰相反,对人的关切与同情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红十字运动是对此的继承和发扬。在红十字运动诞生的前夕,就出现过红十字运动的先驱人物,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为医务界所熟悉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从事战场救护的英国人弗罗伦斯·南丁格尔。

  弗罗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是现代医务护理创始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由于她的忘我奉献和精湛服务,使得伤病员的死亡率大大降低,被人们称为“提灯女神”。为表示对她的景仰,国际护士会把她的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设立南丁格尔奖章(见附录),以表彰各国在护理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护士。

  我们把南丁格尔等人称为红十字运动的先驱,是因为南丁格尔等人所从事的战场救护,不仅早于亨利·杜南,而且同样体现了“人道”、“博爱”思想;我们把亨利·杜南称为红十字运动创始人,是因为亨利·杜南的天才构想和伟大实践,成就了一项“圣洁的有助于人类发展的事业”,即把人道思想从伦理学范畴引申到法学范畴,从而排除一切成见,提出向一切遭受苦难的人提供救助的“公正”、“中立”等概念,并由此诞生了一个国际组织——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一部国际法——日内瓦第一公约。

  三、红十字运动的文化渊源

  红十字运动能够遍及全世界,为不同制度的国家、不同信仰的民族、不同肤色的种族所认同和接受,是因其本身蕴涵的文化渊源,扎根在各种不同的世界文化之中,所以红十字精神一经传播,立即与涵盖在这些文化中的“人道”理念荟萃交融,一拍即合。

  因而,设在日内瓦的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用造型独特的六块展板,以不同的文字精录了各种不同的世界文化中对生命尊敬和保护的表述,向世人昭示:红十字精神扎根于世界文化之中,涵盖了古典文化的精髓。

  犹太教摩西律法(犹太教将《圣经》首五卷称作“律法书”,并称出自摩西之手)中记载:要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摩西是《圣经》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圣经》中记载,他带领被奴役四百年的犹太人逃出埃及。

  在素以文明古国著称的中国,以儒学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经典《论语》有言: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学产生于中国的春秋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博爱”思想,东方古已有之,中国唐代韩愈在《原道》篇中说:“博爱之谓仁。”儒家学说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以“仁爱”为核心的思想,渗入到社会各阶层,自古及今,源远流长。

  在印度,阿育王通过血腥的战争拓展了统治疆域。然而当他皈依佛教,他却在帝国界石上题词,谴责战争暴力,甚至谴责他自己的胜利。佛教的核心内容是讲究“修心”,要点在于施舍与奉献。在世界各地的佛教庙宇墙上,人们最常见的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警句,昭示世人止恶扬善,弘扬博爱理念。

  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坐牢,你们来探视我。”基督教创始人为耶稣基督(基督即救世主之意),他教人忍受苦难,教人竭尽所能施舍,倡导博爱思想。

  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说:“俘虏是你的兄弟,凭真主的保佑,他才落入你的手中。”穆罕默德劝导人们归顺并敬畏安拉(伊斯兰教信仰的神的名字,亦称真主),止恶行善。

  1743年的《法兰克福条约》,是各国在彼此交战前关于战俘条款一个很好的和约样本。它规定:允许给战俘救助;允许给交战双方的伤员以救护;病人不得被作为战俘对待;必须以公开的形式,让他们知道自己已成为俘虏。

  必须指出,红十字运动和宗教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是红十字运动的精髓和涵盖在各种不同的世界文化渊源中的“人道”理念却紧密相联。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859年那场索尔弗利诺战役,应该是红十字运动的直接源头,而博大精深的世界文化中涵盖的“人道”、“博爱”理念,实为红十字运动的本源。

  红十字运动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现象之一,绝非偶然。“人道”理念的出现,来自人性的内需,代表着试图缓和人世苦难的精神努力,体现为古今世界对人的关注与同情。因而,红十字运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红十字精神是“人道”理念的代名词。保护人的生命的愿望在洪荒时代即已存在,历史悠久,文化根基深远,是世界不同文化中伦理道德观念的结晶。正是这种内在的对人类苦难关切、同情的精神力量,超越时空,无远弗届,推动着红十字运动的发展,成为红十字运动遍及全世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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